编者按
生于1985年1月1日，四川法治报即将迎来40岁生日。四十年一路同行，今日起，我们陆续刊登“我与四川法治报”征文，在油墨清香间，聆听那些在法治四川建设过程中不容忘却的往事——
□ 谭晟
1998年，王菲和那英在春晚上联袂推出《相约一九九八》之后一个月，法律系大三下学期在读的我，进入了实习期。那年我22岁，正年轻，实习单位是位于肖家村二巷的金牛区检察院。
初到起诉科，科长王殿江老师，军转背景，人称“王老革命”，做事一板一眼，和他酱赤的肤色、棱角分明的脸庞，以及偶尔穿着的中山装高度适配。院里每年有宣传任务，而且任务条目下到具体的办案人员。《华西都市报》记者李贵平老师几乎每周都来院里“收稿子”。每到这时，“凹”字形的小楼里，几乎每层都有检察官会拿着稿笺纸站在通走廊的阳台上向下张望——李老师到底什么时候来？如果这些自己经办案件“转化成”的新闻稿件，经过一番自荐，最后被李老师带走，那可就意味着稿件离发表又大大地进了一步。对于完成发稿任务，王殿江老师不太着急，因为他总是有自己的额外“加练计划”。我说我能写写东西，于是很快就被他纳入了他的“午间创作计划”——每天饭后我们不休息，沉思十来分钟，实现案情“故事化”的转换，提笔一顿火力输出，差不多到下午上班的点儿，一篇新闻的样稿就能写好，第二天中午看情况修改完工，如果是2000字以上的，那得多花几天时间去润色。如果当天有稿子定稿了，下午下班，我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要去完成——投稿。
机缘巧合，那时候，《四川法治报》还叫《四川法制报》，在新鸿南一路，离我家只隔半条街。所以，下班后骑上自行车把稿子当面送过去这事，我熟啊。那栋几层楼的当街房屋，现在依然在。当年它外墙的竖立面上挂着白底红字的《四川法制报》招牌，当街的一面，推拉金属栅栏拉扯出一块块的平行四边形，平时是不开的。转到院内，在一楼的一间办公室里，就可以找到贾璋岷老师，他的面庞侧对着临街的茶色玻璃，夕阳透过来把菱形的阴影摁在他案头一摞摞稿纸书籍上，像极了早年间香港电影里杂志社的光晕。
贾老师很瘦，眉宇间略带文人的忧思，说起话来不疾不徐。大概是和“王老革命”交道已久，审稿流程很顺畅，只需我坐在一旁，待贾老师从牛皮纸信封中取出三折的稿笺通读一遍，一般无需大改，然后轻言细语地给我交代一下可能会在后续的哪一期报纸上登载。那个年代，座机刚刚普及，通讯大多还依靠BB机，所以，我要在次日给“王老革命”带回去的口信非常关键。顺路，我也会把最近发表有文章的报纸带回金牛区检察院。
记得收到报社稿费的日子，是比较隆重的，“王老革命”一般会从邮局兑到钱之后买一堆水果罐头，让我和其他的实习同学一起分享。
三个月后，我从起诉科转去了批捕科，科长王德运老师，教会我另一种风格的检察思维，我们依然在《四川法制报》以及其他诸多报章上不停刊发稿件。
实践真是锻炼人，怀着一颗火热的心，我拼命学习我想要学习的一切，这同时也塑造了我的人格——出入金牛看守所、成都市看守所协助讯问，列席庭审现场，帮助准备各种文书，包括学了一次就一辈子不会忘记的用针线装订卷宗。往后视野越来越宽广，跟着老师到彭州去执行抓捕，干枯的玉米叶打在裤管上，啪啪作响……有一天回到家，我只跟父亲说了一句：我不吃晚饭了，只想睡觉，说罢倒头就睡——电力耗尽，是那夏天的常态。
天不负我，风风火火六个月，发表37篇新闻、专题、纪实类的文章，这是我最后交出的答卷，其中一半，多蒙《四川法制报》的认可。
因为就业环境的改变，1999年夏天，我从川大法律系毕业的时候，突然面临“毕业即失业”之虞。机会关上了一扇门，同时为我打开了另一扇门，我还能写呀——背水一搏的6月，我顶着烈日，独自骑上自行车，硬生生跑完了当时成都的七家市场化报纸——逐一敲开新闻部主任办公室的门，规规矩矩递上一摞头一年实习期间刊发的稿件，然后开始自我介绍……在那个年代，我的求职经历也算是很独特的，最终，有两家报纸愿意给我机会，一家说一周以后来上班，另一家则说第二天就可以来试试。因为害怕再生变故，我选择了后者，在花鸟市场附近的办公楼里干满了整整一年，初步了解了媒体行业的规律，2000年6月，我考上了成都电视台，一直工作到今天。
从业四分之一个世纪，不过是弹指一挥间，我在业内摘得过各级别奖项，算是对自己的新闻生涯有一个交代。在行业之外，我又把自己成功炼成了一个“斜杠青年”——做人民陪审员进入第四年，在高校和年轻人有常态化的交流，在文博领域也有颇多拓展。很多年后，我在成都新闻奖的评审场合碰到同为评委的贾老师，跟他提到当年我到办公室当面投稿的往事，真是感慨报社对晚生后辈的提携，如果没有那么多作品被《四川法制报》登载，或许我的职业轨迹还就不会那么清晰。
《四川法治报》成就了我的两份情怀——传媒情怀和法学情怀，在此专文表示谢忱；同时，永志不忘给我提供了实习平台的金牛区检察院，以及感谢王殿江、王德运两位检察官老师当年对一个在校毛头小子的悉心指导。
时隔26年，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，我的键盘左前方依然摆放着一本当年《四川法制报》蓝皮竖式采访本——这是当年贾璋岷老师托我带了一些给“王老革命”后，后者转手送给我的两本之一。真是不太舍得用啊，浸在里面的，都是岁月的留痕。（作者单位：成都市广播电视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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